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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机罪犯竟被台湾视作英雄
1、为劫机暴徒开脱罪责
1983年5月5日，当卓长仁等6名持枪暴徒劫持中国民航的296号客机降落在南朝鲜的春川机场以后，驻守在机场的美国军方先和他们进行了接触。因卓长仁等人提出要给飞机加油以后转飞到台湾去，美军现场指挥官自作主张，打电话给所谓的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
这时，台湾驻南朝鲜的“大使”叫薛毓麒，他在接到电话以后异常兴奋，以为到了可以向台湾政府邀功受奖的时刻，马上采取了行动，派遣大使馆参事黄新璧及武官张传义与韩语翻译3人，驱车赶往春川市。
台湾的官员们万万没想到，这时候春川机场的美军已改变主意，决定把此事件的处置权交给南朝鲜，而南朝鲜政府在现场处置劫机事件的官员不但根本不与台湾方面的人士接洽，而且一口回绝了他们要与劫机者见面的请求。台湾“大使馆”的几位官员在春川机场附近的旅馆里空等了4个多小时以后，悻悻然地回到了汉城。
这天晚上，台湾当局的“政府”发言人、行政院新闻局长宋楚喻匆匆忙忙就劫机事件发表评论，他说：“我们对大陆同胞夺机成功、获得自由，感到欣慰与庆幸。对机上的人员，只要他（她）们愿意回到自由‘祖国’，政府表示竭诚欢迎。政府现就此事件进一步与南朝鲜政府保持接触。”“外交部”发言人王肇元表示：“外交部已与驻南朝鲜大使馆取得联系，设法了解有关大陆民航机投奔‘自由’一事的详情。”
——有关国际人士对台湾政府异乎寻常的热情评论说，他们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全部事件的真相时（如误认为是整架飞机连人带机起义），就迫不急待地表态，有失一个政府的风范。
5月6日，在中国民航代表到达汉城之前，应南朝鲜外交部之约，台湾“大使”薛毓麒赶到外交部与部长助理康洛明会晤，同时在场的还有美国和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在这次会晤时，这位“大使”第一次把6名劫机犯称为“义士”，对他们的命运表示关切，并无理地要求南朝鲜在与中国大陆交涉时，必须坚决拒绝大陆遣返劫机犯的要求，不准大陆代表团和劫机“义士”见面。南朝鲜的官员对他的立场表示理解，但提醒台湾方面不要干涉南朝鲜的处理方案。
5月7日，中国民航代表团在得到南朝鲜政府同意后，到达汉城处理劫机事件。
台湾“外交部”的发言人立即说，他的政府已经就中国大陆代表团出现在汉城一事，向南朝鲜政府表示严重的关注。他请南朝鲜有关方面注意，在亚洲，南朝鲜是与台湾保持全面外交关系的唯一国家。
当天，设在台湾的所谓“世界反共联盟”主席谷正纲致电南朝鲜，认为这次劫机事件纯属政治事件，6名“义士”投奔‘自由’，动机纯正，是伟大的壮举，不应用《海牙公约》有关劫机的原则处理，要求将参与劫机的6名夺机人员遣返台湾。
5月8日，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的发言人就中国大陆民航局局长沈图率代表团到达汉城谈判一事发表谈话：“匪区反共青年”卓长仁等6人，搭乘“匪”民航机自沈阳赴上海途中，为达成其脱离“匪区”前往中华民国台湾之意愿，使飞机转而飞南朝鲜，终于降落春川市。卓长仁等6“义士”为唾弃“共产暴政”，选择“自由民主”，而不得已采用非正常手段，故此次事件不但具有政治性，而且涉及人道主义与人权尊重等问题，其发展自为所有信仰正义公理之世界人士所严重关切。本人深信，卓长仁等6位“反共义士”之自由意愿与政治信仰，必能获得同情与尊重，而彼等前往台湾之目的，终将能够达成（他一口一个“匪字”，明明是在借此事“讨剿”中国大陆）。
5月9日，薛毓麒“大使”千方百计，终于打听到南朝鲜将卓长仁等6名劫机犯人安排在汉城大方洞接待中心，便通过“适当途径”向卓长仁他们表示欢迎和支持，并开始研究如何在司法程序上对卓长仁等人进行协助，着手聘请精通南朝鲜法律和国际法的律师当顾问，把南朝鲜有关劫机的法律条文翻译成中文。
从5月9日往后，在台湾当局的明目张胆地授意和鼓动下，台湾岛上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所谓的“救援”热潮：先是台湾省议会代表呼吁南朝鲜本着一向尊重人权的立场，尊重卓长仁等6人投奔“自由”的意愿；后是国民大会东北籍全体代表致电南朝鲜总统全斗焕，要求将卓长仁等人早日送到台湾；紧接着，台湾的所谓“人权协会”、中央民意代表、大陆逃港难胞代表、中华佛教居士大会、中韩经济合作协会等五花八门的各种政治和民间团体也纷纷发表言论、喧闹不止，并联合成立了“中华民国各界支援大陆飞南朝鲜争取自由6义士委员会”。
当以沈图为首的中国民航代表团和南朝鲜政府经过友好协商，双方签署正式备忘录，妥善处理了劫机事件之后，台湾当局仍旧一意孤行，在南朝鲜有关方面正式起诉卓长仁等劫机罪犯的同时，用各种办法干涉南朝鲜对劫机罪犯的审判：
台湾有关人士通过各种渠道表示，认为南朝鲜的举措和处置方案是对台湾政府十分不礼貌，要求南朝鲜领导人记住，中国大陆是当年朝鲜战争的敌人，台湾和南朝鲜是共同的“反共国家“，应该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不要伤害素称友好的双方合作关系。
5月11日，台湾部分律师和南朝鲜律师组成为卓长仁等人的辩护团；5月15日，台北市律师协会一行10人到达汉城，声援卓长仁等6人；……
5月23日，被台湾方面的喋喋不休所纠缠不已的南朝鲜外交部长终于忍无可忍，在汉城专门会见了台湾驻南朝鲜“大使”薛毓麒，婉转地告之：南朝鲜将根据国际公约来处理劫机者，依据本国门户开放的外交政策，即使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和存在与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分歧，但仍有理由与中国大陆进行第一次的直接接触。在司法程序完成之前，台湾方面是不能与劫机人犯会面的。
从1983年6月2日开始，南朝鲜有关方面根据本国的司法程序，对卓长仁等6名劫机罪犯进行长达一年的起诉和审判。
纵观中国民航296号客机被劫的前后台湾当局的种种言行，维妙维俏地刻画了一个最愚蠢、最可笑的形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所有的具有国际准则知识的人士都明白，劫持飞机是直接危害广大旅客和民用航空器的犯罪，无论劫机罪犯有什么理由都无法改变犯罪的根本属性和事实性。就卓长仁等6名劫机者来说，他们的犯罪动机也是昭然若揭，这些人在中国大陆早已犯了经济罪或盗窃罪，在受到公安部门与其他有关部门的调查追究后，为了逃避面临的刑事惩治，便以“投奔自由”、“反抗压迫”、“向往台湾”、“争取人权”等措词为借口，置广大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而不顾，贸然采取具有极其危险性的劫机行为。台湾当局对现实情况视而不见，主动扮演“救护者”的身份，甘冒天下之大不违，为劫机罪犯喝彩叫好，称暴徒为“义士”，把亡命之徒吹捧成“正义青年”，又是频频要求南朝鲜政府放人，又是派员到南朝鲜去施加压力，千方百计要把卓长仁等6名劫机罪犯接到台湾去，实在是难以理喻。试问，如果劫机罪犯可以成为“义士”，那全世界的民航飞机和乘客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如果劫机者是“正义青年”，岂不是所有劫机暴徒都可以“合情合法”地“登堂人室”？如果有一天台湾的上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何以自圆其说？以“自由”和“人权”自居的台湾政府有没有想过，是6个劫机罪犯的“自由”重要，还是中国民航296号客机上的10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重要？有了那几个暴徒的所谓“人权”，100多人的“人权”怎么办？
实际上，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台湾政府当时的作法也是不得已而硬为之，很有些“打肿脸充胖子”的余勇。在那个阶段，台湾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境况：蒋经国自从1975年接替病逝的蒋介石掌管台湾政权以来，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始终裹足不前，面对党内党外日益强烈的政治革新要求，他坚持“反共”的立场，拒不取消已实行34年之久的“戒严令”，导致岛内外怨声四起；在对外关系上更是一败涂地，全世界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不到20个。在这种背景下，蒋经国及其政府唯以“反共”的旗帜为支撑来与党内外的反对势力抗衡——这才是台湾当局在卓长仁等6人的劫机事件中采取卑劣作法的根源所在。
正在南朝鲜政府排除重重干扰、按步就班地进入审问卓长仁等6名劫机罪犯的司法程序时，1984年3月22日，台湾经历了一次来自香港的劫机事件。
2、英国航班被劫赴台
1984年3月21日，英国航空公司编号为003号的波音747客机，执行自伦敦经香港飞往北京的任务。
21日17时，飞机从伦敦起飞。
22日10时40分，飞机经罗马、巴林，抵达香港启德国际机场。
22日12时11分，这架飞机在香港短暂停留和上下部分旅客后，重新起飞。机上载有乘客338人、机组人员16人。
此时，香港的地面天气为阴间多云，有微雨，最高温度16度，偏东风1、2级。
飞机离开香港后，一直延着航线正常飞行。一个小时以后，广播中告知各位乘客，现在的飞行高度是3万6千英尺。
空中小姐推出餐车，开始向大家分发饮料和食品。
在这时候，坐在32排的几位乘客发现坐在同一排的一位青年男子有些异常，这位身穿蓝灰色西装的年轻人神色紧张，不时站起来在通道里走来走去。
14时20分，这个男子朝飞机前舱走去，掀开经济舱和头等舱相隔的蓝色布帘，走进了头等舱。他向正在服务的空中小姐员招手，示意有事请她过来。当服务员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封英文信，说：“请立即把这封信立即交给机长！”
服务员看到他略显慌张的脸，回身来到驾驶舱门前，敲开了舱门，把信交给了英籍机长庄士费德。
这个年轻男子返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机长庄士费德打开信。
（以下是这封信的中文译文）：
亲爱的机长：
本函涉及的问题：改变航程（或可称为劫机）。
这封信将是您一生中所看到的最重要的一封信。对我们而言，却是最重要、也最难写的一封信，不管如何，这完全是件“中国人自己的家务事”，因此当情况越来越糟时，我们看不出任何理由使您介入其中，以致使您的妻子、儿女成为寡妇和孤儿。所以，请保持镇定与合作。我们给予保证：我们的品质善良，若非不得已，绝不使用暴力。
下面是有关我们的一些情况：
人员：包括机上一位机员在内，我们既非恐怖分子，亦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但均受过教育（并不博学）。
目的：我爱我们的国家（中国、台湾、香港），我们只是希望它们变得更好，特别是中国。我们坚决反共，但不梦想中国在短期内改变或再生。特别是任何流血都完全违反我们的意愿。
现在，你必须要做的是：
——除了留下两名妇女外，命令所有的机员到上舱去。
——拉开所有通道的帘子。
——停止飞向北京。
——在香港上空盘旋，并在该地区停留15分钟。
——与香港地面管制台联络，让他们知道目前的情形。管制台人员应与北京或中国驻港最高代表联络，并立刻告知我们的要求：
北京应重新考虑处决毛的妻子江青，全中国人都乐见于此。
香港不要共产主义。
（以上两项并非命令，而是我们对北京的忠告。）
以下是我们的命令，并于30分钟内将其实现：
北京应命令南朝鲜在数小时内释放6位中国夺机者，立刻送他们去台湾。只有在此命令执行后，我们才放机。
地面管制单位应通知南朝鲜和台湾这些情况和我们的要求。
——其他等续通知。
最后是此人的签名：梁伟强。

英籍机长庄士费德看完了梁伟强带有威胁口气的信以后，出于确保机上旅客安全的考虑，决定按照信中的要求去做（他从这封信中看不出劫机的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将已在中国广东省上空飞行的飞机转向飞往香港。他将这个决定通过无线电告知香港机场的航空管理部门，同时也广播通告飞机上的乘客，他在广播中说：“各位旅客可能发觉飞机正在向相反的方向飞行，请各位不要紧张，飞机正在飞往香港，过一会儿，我们将会作进一步的说明。”
梁伟强在座位上听到了广播后，再次走到头等舱，要求通过飞机上的电话和机长联系。他对机长说：“我身上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他边说边解开外衣，让站在旁边的空中小姐看。
然后他接着说：“我是个和平人士，但我要求飞机现在飞往台北。”
除此以外，梁伟强并没有坚持按照他信中所说的其他要求去做（如驱赶乘客、拉开布帘等等。

机长庄士费德没有任何犹豫，再次转向，飞向台北。
在飞机接近台湾上空的时候，庄士费德和台湾民航管制部门进行了联系，被允许降落在台北桃园中正国际机场。
由于事先得到了通知，桃园中正机场立刻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14时48分，当英国航空公司的003号客机安全降落在跑道上，滑行至备用停机坪上的时候，十几辆消防车、救护车和警车便高速迎了上去，将飞机团团围住，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003号客机的机舱门依然关闭着，梁伟强通过飞机上的无线电要求和机场的航空警察首长见面。
机场航空警察局的外事警官涂英俊先由舷梯登机和机长联系，然后局长裴震登上飞机。他们和梁伟强进行了短暂的谈话后，梁伟强同意下机接受警方的查询，随即开始收拾行李。
15时15分，梁伟强和裴震一起走下飞机，搭乘救护车前往机场航空办公室。
据台湾有关新闻媒体在现场的记者报道：现年28岁的梁伟强，身材瘦小，皮肤白皙，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身穿蓝灰色灯芯绒西服，深色长裤，脖子上围着棕**线条围巾。他手提着咖啡色的小皮箱，在走进航务处办公室的时候，还面带笑容的频频向正在工作的地勤人员挥手致意。
获悉003号客机被劫持的消息之后，英国航空公司驻台湾的代表谢文堂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机场，和台湾有关方面进行交涉。应他和机长的共同要求，桃园中正国际机场的安全检查部门对飞机进行了严密和彻底的检查，把查到的梁伟强托运的4件行李全部卸下。
机场的后勤服务部门为在机舱里等候的乘客送来了饮料和热的晚餐（按国际惯例，机上旅客不准在台湾下机），并给飞机补充了燃料。
18时55分，在等待了4个小时以后，经过仔细检查的英国航空公司的003号客机，满载着除梁伟强以外的所有旅客，从中正机场起飞。
20时13分，003号客机返抵香港，安全着陆。
对这次突发的劫机事件，香港的警方也十分紧张。
14时左右，当香港警方从航空管制部门得知003号客机被劫持并飞返香港的时候，便紧急动用了警方的中坚力量——飞虎特警队，在机场进行了严密部署。
就在同时，警方迅速查明梁伟强的详细个人资料，前往他居住的香港北角的家中搜查，取走了包括英文打字机（梁伟强在飞机上交给机长的信就是用这架打字机打出的）在内的有关物证。
据警方查证：梁伟强曾多次以商务名义往来港台两地，他同时拥有英国护照和港澳侨胞入出境证，最近一次到台湾是1984年1月，以探亲名义入境。该犯是广东省高明县人，现年28岁，出生香港，目前父母均在港，父亲在一家酒楼当服务生，母亲主持家务，大哥在香港经营旅游业，有两位弟弟分别在英国伦敦和香港。他在香港受完高中教育后，1974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研读法文，因学费拮据，后转至当地一位退休外交官家中当用佣人，再到一家百货公司任职后，返回香港。因在香港谋生无着落，梁犯又前往荷兰居住1年。1980年，他和在台湾出生的曾稚玲在荷兰相识，两人返港结婚，并到台湾公证。梁犯现有1个4岁的儿子和2岁的女儿，目前均随岳父母同住荷兰。

3月23日下午，梁伟强的的哥哥在香港百乐大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了梁伟强在登飞机以前留给妻子的信以及他在劫机时交给机长的信的底稿。
梁伟强在给妻子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玲：
您好！前几天寄给小孩子的衣服希望您已收到，希望尺寸方面都不会成问题，也希望您喜欢我的品味。
不管我的结局如何，我肯定您和孩子都是受害最直接和最大的人，轻则饱受惊吓，重则变为寡孤。但在我来说，我是有以下的苦衷。而我认为无论我是做错或做对，都是应该在您面前解剖自己，请您了解我的想法，因为不辞而别，是既不礼貌，亦欠公平的，更何况我们是互托终身的夫妇呢？
——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最为关心，而我认为假若国家是没有前途的话。您我即使恩爱万分，或拥有巨资，亦不外是偷生人间。本身既不知何去何从，又如何谈到好好的照顾孩子呢？
——人的一生，总想做些自以为是伟大或不凡的事情，我不否认我也有此“通病”。在这一年之中，我经常记挂着一句名言：——中国人应有雄伟的气魄。这句话实在使我抛弃了绝大部分低下或邪恶的念头，今天我所做的，在某些爱以醒目世故自翎的人眼中看来，当然是至愚至蠢的（中国人之不能改革和振作，主要还不是人事上的毛病——太世故、太明哲保身啊！）但我希望的是，今天的您和将来长大的孩子都会说我是“有种的”！
——我孤军出击，自知力薄，而很有可能会是牺牲者，但在国家民族利益的伟大的前提下。我实应有“忘我”的精神，效忠国家民族，死而后己。而事实上，比起当年挺身抗日的战士，我的确太渺小了，“但开风气不为师”，只要我的方向是正确的话，后继一定有人。大家一齐提升当前的政治风气，使当政者能以利民便民为旨，人民能增强爱国意识便好了。
——如我身死，我希望您会带着孩子回台湾生活，保管箱的钥匙已交姨丈保管，请将纪念物变卖，来维持暂时的生活。孩子在台湾可交中国朋友，又可受国家的教育栽培，实在是最好不过的。而在悲伤过后，您应找一个确实有爱心的对象，不可作出为我守孝守节的蠢事。切记！
保重，祝好！我爱你们！
伟强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和梁伟强平时的言行，梁伟强的哥哥猜测说：“梁伟强喜欢台湾，有可能是想借此冒险行动，以获得在台湾定居。”
而明眼人也可以从这封信中看出，梁伟强是个自认为可以做“伟大和不凡的事情”的人，在思维上有不顾后果的倾向。
在台北，机场航空警察局连续审询梁伟强达34个小时，然后将梁伟强转解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使该案进入司法程序。在转解之前，精神病科医生对他进行了专门的检验，没有发现明显的精神病症状。
针对外界盛传的可能将梁伟强作为“反共义士”处置，台湾有关方面声称，不以“反共义士”给予欢迎，将以三项罪名起诉，其中包括：1、触犯民航航空法；2、非法入境；3、妨碍自由。
香港和台湾的有关报纸在评价这件事时认为，只要在飞机上以武力或语言等各种方式相威胁，就已经构成了劫机犯罪，就应该按照国际上共同制订的反航空器犯罪条例处理，给予劫机罪犯应得的惩罚，而决不能用种种理由而以宽假，这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乘客和飞机安全的唯一作法。
台北地检处经过长时间的侦查以后，以违反民用航空法第78条第一项“以胁迫危害飞航安全”之罪对梁伟强提起公诉，公诉书认为，梁伟强的行为已危害到飞航安全，根据民用航空法，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拘役或2000元以上7000元以下罚金。
世人拭目以待台湾当局对于劫机犯梁伟强的公正审判。
3、不和谐的插曲
就在台湾司法部门依法对梁伟强进行羁押审讯的期间，在台湾和南朝鲜两地，围绕劫机犯罪，又上演了一场轰动国际的闹剧。

这场闹剧的主角仍旧是1983年5月5日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卓长仁等6名暴徒。1984年5月22日，南朝鲜高等法院依法宣判卓长仁等6名罪犯之后，台湾当局认为展开活动时机已到，各有关方面纷纷行动。
台湾驻南朝鲜“大使”薛毓麒对新闻界发表声明说：“在本案司法程序结束以后，‘6义士’早日抵达台湾的心愿即可实现。”他将40年前欧洲战场美军在诺曼第登陆的日期代号D—Day，作为卓长仁等6人到台湾日期的代号。
台湾外交部也立即发表声明：“我政府对于本案之立场，自始即认为是一项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投奔自由事件，而绝非单纯的劫机行为。此项看法亦已多次向南朝鲜恳切说明。现在此案的法律程序已告结束，本部当循一切可行途径，接洽并促进南朝鲜方面尽速采取行政措施，协助‘6义士’早日获得释放，回到中华民国。”
台湾的官方报纸《中央日报》专门发表了长篇社论，不加掩饰地为卓长仁等人的暴力劫机行为进行辩护。社论说：“在一般情况下，劫机诚然是国际间不容许的行为，《海牙公约》之制订，即是为了防止这种行为。但卓长仁等人是不得已而为之，绝非单纯的劫机，此处境、此心态，应博得世人的谅解。……南朝鲜政府要遵守《海牙公约》的义务，此一立场在司法程序中已充分表明。现在三审已告定位，卓长仁等人羁留汉城经年。我们深切盼望南朝鲜当局以中华民国和南朝鲜两地悠久的友好关系为重，以双方同是亚太国家中的反共堡垒的共同立场为重，以维护自由人权的道义为重，使卓长仁等6人重获自由，以完成他们回到台湾的最后一段旅程……”
从上述言论明显看出，台湾当局妄图借卓长仁等人掀起所谓的反共浪潮，心情不可谓不迫切，言辞不可谓不过激，早已把全世界公认的反劫机公约远远地抛在了十万八千里之外。
南朝鲜政府面对着台湾当局的重重压力，其中不仅有政治和舆论的压力，更有明的暗的经济压力（这一年两地的进出口总额占南朝鲜外贸总量的30%以上），终于开始转变态度。
以军人出身的全斗涣为首的南朝鲜政府，毕竟难以脱离其反共军人政府的本性，1984年8月13日，南朝鲜政府宣布：对1983年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卓长仁等6名罪犯停止服刑，强行驱逐出境。
当天13时50分，台湾华航公司派出的专机到达汉城，在台湾驻南朝鲜“大使”薛毓麒的护送下，卓长仁等6人登上飞机。
14时45分，飞机从汉城起飞，直飞台湾。
16时13分，载着卓长仁等人的飞机降落在台北新竹空军基地。

台湾当局为卓长仁等人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欢迎。
8月14日，“总统”蒋经国在总统府亲自接见了卓长仁等6人。
用台湾当时的报纸上描述的话来说，卓长仁等人到达台湾以后，是“举国同声称庆”，“万民欢呼英雄归来”。台湾政府和有关部门煞费心机，又是赠礼，又是奖励，仅向他们发放的奖金及所谓的安家费就高达台币500万元以上，按当时的外汇牌价，折合12万美元之多。
受宠若惊的卓长仁等人，也恬不知耻地自以为成了什么“英雄”，又是到处出席各种会议，又是高呼反共口号，对台湾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频频发表谈话，追忆劫机过程。他们大言不惭地叙述，如何将**藏在工业用温度仪的后面，混过了机场的安全检查；还自我吹嘘说，他们每个人在上飞机之前都带了剧毒药物，准备劫机失败就服毒自尽。
中国大陆对南朝鲜和台湾的做法立刻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在8月14日发表声明，对南朝鲜当局提前释放卓长仁等6名劫机罪犯表示严正的抗议，声明说：
“南朝鲜当局8月13日宣布对1983年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卓长仁等6名劫机罪犯‘停止服刑’、‘驱逐出境’，并于当天将他们送往台湾。众所周知，劫机是一种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的严重刑事罪行，南朝鲜政府理应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严厉惩处。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进一步屈从台湾当局的压力，提前释放6名罪犯，使他们逍遥法外。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南朝鲜当局这种违背有关国际规定，纵容损害国际民航安全的行为极为不满和愤慨，并表示严正的抗议！”

4、令人失望的审判
台湾的司法部门对劫持英国航空公司003号客机的罪犯梁伟强的审判，正是在上述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想而知，最后的宣判会是怎么样。
1984年7月27日，在正式审判之前，台湾地方法院对梁伟强进行了庭讯，在庭讯后通知梁伟强的妻子曾稚玲为梁伟强申请交保，裁定准许以20万元（台币）交保，并限制住居，审判另行开庭。梁伟强的律师现场提交20万元保释金后，梁伟强即被保释出狱。
8月14日，当梁伟强在居住地得知卓长仁等人回到台湾的时候，居然还接受了报纸的采访，他对卓长仁到达台湾表示高兴，对他们的“义举”敬佩不已。
1984年8月31日，台北市地方法院对梁伟强劫持英国航空公司003号客机一案作出判决，判处梁伟强有期徒刑1年半，缓刑3年。判决书指出：梁伟强的犯罪行为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反共”立场。又系采取了极轻微的方法，以一纸便函通知英航机长，事后并深具悔意。经此次徒刑之宣告，已足以令该犯心生警惕，当无再犯之虞，因此缓刑，以励自新。
——这实际上等于没有判刑。
台湾当局当时不会料到，他们对卓长仁等人以及对梁伟强的这些举动和言行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当时有许多岛内外的有志之士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当局对这批罪恶累累的暴徒给予英雄式的欢迎，又是总统接见，又是燃放爆竹，又是赠送奖金，又是谈话合影，把劫机犯打扮的一身光鲜，招摇过市，实际上是给自己的脸上抹黑。这次对劫机犯梁伟强的轻判更是愚蠢之极，因为从此以后，台湾当局就埋下了不知何时会爆炸的炸弹，台湾被蒙为“劫机罪犯的天堂”，备受被国际各界的讪笑和指责。
没有过几年，这些人士的话被历史一一应验，台湾当局接纳和纵容劫机犯，自食恶果、自寻烦恼，台湾的治安和社会秩序被那些“反共义士”搅得昏天黑地，其中领头的几个正如台湾的官方报纸在欢迎他们时所说的，在台湾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当然这是后话，我们会很快详细地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