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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化  诗文化    1

在古代韩国，作诗是一门有实际用处的技能。它是评定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担任公职为国效劳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是衡量一个人的人格修养的尺度。对待诗的这种态度产生了某些有趣的后果。

　　首先，诗往往以“我”为中心，往往是一种自由。这种主观传统到了造诣不够深厚的人手里会格于一些严格的规则而落于俗套，但是到了大诗人手里就能让读者以诗人的感受中发现他自己的感受，因此也是所有人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由具体而至于普遍的。这确实是好诗的标志。

　　第二，诗具有一种渗透性的朝超脱方向运动的特点。这反映了自由与解脱的佛教传统，也反映了在渴望秩序与管束的同时也追求终极智慧的儒教传统。佛教和儒教对韩国文学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高丽王朝时代，即“汉诗”（用汉文写作诗）发展成熟的时期，佛教居主要地位。在朝鲜王朝时代，即“时调”和“歌辞”这两种据认为最能表达韩国人的感情的通俗文学形式达到全盛发展的时期，则一直是儒教居主要地位。人格修养是这两个体系都不可或缺的部分。佛教所向往的超脱的人与儒教所向往的圣贤之士的基础是相同的。

　　第三，诗往往是即兴赋诗的：游寺庙、会朋友、喜迎春天的到来、接受一瓮馈赠的酒。对一个具体事件触景生情便引起了诗兴。

　　第四，诗人往往对自然持独特的态度。诗人看自然是概念化的。对自然的赞赏导致冥想，进而由冥想而陶醉，不是为有形的美，而是为精神的美而陶醉。诗人看到的并不是这一座山或者山的这一个部分，也不是这一朵花或者花的这一片花瓣。他看到了山的普遍本质，花的普遍本质。这种态度主要是象征主义的，重点始终放在内心世界的景物上。至今这依然是韩国传统的核心。

　　韩国初期的诗由两个方面组成：祭祀歌和作为劳作时的号子而唱的歌。这些歌全都伴随有音乐和舞蹈。可惜的是，在汉字传统以前韩国尚未无书写系统。汉字的传入约在二世纪，虽然确切年代尚未考证出来。汉字传入后在韩国上层人士中间迅速推广应用，终于形成了“汉诗”传统。“汉诗”是用汉文写成的诗，遵守中文韵律的所有规则，只是写作的诗人是韩国人。这一传统中的第一位佼佼者是新罗的崔致远（857-？）。崔在874年他十八岁的时候通过了唐朝的国家考试，在中国很快就声名鹊起，成为著名的诗人。尽管他在中国取得很大成就，他内心的忧愁仍见诸他的代表作《秋夜雨中》：

　　　　　　　　　　　　　　　　 秋 风 惟 苦 吟

　　　　　　　　　　　　　　　　 世 路 少 知 音

　　　　　　　　　　　　　　　　 窗 外 三 更 雨

　　　　　　　　　　　　　　　　 灯 前 万 里 心

　　新罗时代形成了一种用汉字记录韩国语语音的系统，称为“吏读”。由于这一发展，人们才得以把通俗的“乡歌”记录下来。“乡歌”盛行于统一新罗时代和高丽时代初期，保存至今未佚失的有25首。

　　高丽王朝期间，“长歌”取代了“乡歌”。“长歌”分化为两种体裁：用汉字记录的、反映儒家思想的“景几体歌”；口头相传的、短小玲珑的民间歌谣“俗谣”。“俗谣”意为粗俗或普通，从这个名称可看出执持儒家标准的人对这种体裁的文学不以为然。但是，这些短小的诗歌是精巧、细腻的。

　　到高丽王朝中期的李奎报（1168-1241）开始写“汉诗”的时候，韩国诗的格式已经完全定型。李奎报的诗带有浓厚的个人色采，多半是对诗人自己生活中的遭遇的戏剧性写照。他先描述外部世界的景物--一座寺庙、一个驿站、一家客店--然后便进入内心的境界。他的诗很短，而且如歌一般，并富有启示性。这些诗描写他自己在刹那间受到的启迪。在单调的日常生活的水面上出现比较的波澜的时刻，读者与诗人产生共鸣；那也许是职务上有了什么问题，或者子女或妻子有什么事；也许是游寺庙或者访友；也许是愁事，也许是乐事。无论是什么事，总与诗人自己密切有关。诗是他对情景的反应，是他个人的体验。如下面这首诗：

　 寂 寞 禅 房 古 树 边

　　　　　　　　　　　　　　　　 孤 灯 炉 香 燃 佛 前

　　　　　　　　　　　　　　　　 问 僧 如 何 度 长 日

　　　　　　　　　　　　　　　　 客 来 闲 聊 客 去 眠#p#分页标题#e#

　　树、灯、香炉--讲述者寥寥几笔便生动地勾画出幽静的寺院，然后几乎不落痕迹地进入了内心深刻的禅的境界。僧人代表富有修养的人力求达到的理想中的超脱。然而，诗的中心是僧人的启示如何打动了讲述者，因此诗的中心在讲述者身上，占主要地位的是他的体验，并非僧人的体验。

　　“汉诗”是传统从新罗时代开始兴起，历经高丽和朝鲜时代始终不衰，产生了许多优秀诗人。17世纪诗人郑的一首四行诗代表了这个传统的顶峰时期。诗写道：

　　　　　　　　　　　　　　　　 远 滩 影 绰 约

　　　　　　　　　　　　　　　　 疑 是 一 白 鹭

　　　　　　　　　　　　　　　　 长 空 风 萧 萧

　　　　　　　　　　　　　　　　 江 上 渐 日 暮

　　“汉诗”所引起的感触与“时调”大不一样。这种感情上的差异可能产生于这个事实：“汉诗”是用中国文字，即文学和官场的语言写的，“时调”则是用韩字，即本土和普通人的语言写的。总之，“时调”甚至比“汉诗”更接近生活、更个人化。诗人要在3行、45个音节这么小的范围内介绍并刻划出一个形象，借以说出他本人的体验。在诗人同他的主题之间不容有任何间隔。

　　“时调”这个词最先见诸申光洙（1712-1775）的笔记。申光洙的笔记里说，“时调唱”（歌）始于当时著名歌手李世春。这里所指的主要是音乐而不是歌词，所以“时调”一词看来是“时节歌谣”--即合乎时令季节的通俗歌曲--的简称。如今所说的“时调”这个词是在20世纪初开始使用的，是为了使传统诗歌形式与当时已开始从西方涌来并席卷文学舞台的新体诗、自由诗等分清界限。

　　关于“时调”的起源，学者们至今尚在辩论。论点很多，有的说是新罗时代的“乡歌”或者从中国明代传入的佛教歌的发展，有的说是在把中国的诗译成韩文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形式，有的说是从高丽王朝的“短歌”发展而来，也有的说这是一种可以上溯到古代萨满教的吟唱的形式。一个事实给解开“时调”的历史之谜增加了困难，这就是，韩字是直到1446年才创造的，因此在这个日期以前所写的“时调”要么就是原来用汉文记录，直到后来才译成--或者说重新译回--韩语，要么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口头相传。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汇集文学佳作的巨部文献《青丘永言》的第一卷是1728年出版的，选入其中的一些诗人的是作品是遗作，许多是亡故已久的诗人的作品。

　　“时调”的体裁是一种三行诗(歌)，每行14到16个音节，明显地分四个气口，音节总共不超过45个。这是正常规律的也即普通的“时调”，叫作“平时调”。如下面这首： 病树底下不见有人来歇息。 当初树高叶茂谁人不流连。 如今叶落板断连鸟儿也不来栖息。

　　可以看到，郑澈（1536-1593）所作这首“时调”的中心思想很明确。我们看到了这棵树的现在：枯萎断裂；也看到了它的过去：高高挺立、枝叶繁茂。最后一行“如今连鸟儿也不来栖息”形容那些在政治上失势的人的命运，入木三分。

　　“时调”的这种基本格式还有两种变体：“衣时调”，第一行或者第二行可以加长：“辞说时调”，三行全都可以加长，头两行增加的字数没有限制，第三行有某些限制。“辞说时调”的特点是取材范围比“平时调”广，而且带有妙不可言的幽默感，如： 扯碎黑袈裟，着上时新装，摘下念珠串，权当驴尾。 十年苦修如来净土， 救苦救难观音菩萨阿弥陀佛， 如今全抛撒。 夜眠尼姑怀，那顾念经文。

　　郑澈是第一个“时调”大诗人。他担任过许多高官显职。如暗行御使、道知事、国王的亲随记室、第二宰相、将军等等，在政治生涯中曾经几次失势，有时是自动引退，有时是被贬和流放。他才华横溢，但是性格倔强，因此在一生事业中不断与人发生争执招致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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