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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10名私立学校教师于1921年12月成立了朝鲜语学会，其使命是“通过研究朝鲜语的原理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作出贡献”。《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两家日报和一些月刊对这个韩语运动予以全力合作。《朝鲜日报》定了一个“韩语日”，在这一天出一增刊，登载专门研究韩国语言的学者们的论文。

　　出版发行了一个专门研究韩国语的刊物，至1932年时，该刊已为自己牢牢地确立了作为朝鲜语学会机关刊物的地位。它不仅从事研究而且还资助面临经济困难的学者。这个学会于1933年确立了韩语的新拼写法，并使韩国字和翻译外国词汇标准化。该学会还于1929年着手编辑出版一部韩文字典，并坚持不懈地进行。崔铉培关于韩语语法和语言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上述日报发动了一个群众启蒙运动。《东亚日报》于1933年4月1日采用了新公布的拼写法，《朝鲜日报》不久也跟着这样做。两家报纸发起了一个识字运动，号召中学生参加。《朝鲜日报》高举“走向人民的运动”这一口号。从1942年10月开始，朝鲜语学会的领导人遭到逮捕和囚禁。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些爱国志士遭受的长期磨难才告结束。

　　日本人着手以根本否定韩国存在理由的强烈的日本心态改写韩国历史。韩国史学家们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驳斥并彻底批倒日本撰修韩国史的立场和观点。韩国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叙述他们亲眼目睹的日本侵略的结果。朴殷植、申采浩、安在鸿和郑寅普在驳斥了被日本殖民主义学者歪曲的历史方面，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

　　朴殷植（1861－1926）努力想办法来向同时代的韩国人以及子孙后代传播全国力谋实现全面改革的实际情况，并充分而公正地叙述韩国在武装抗击外国入侵者期间的种种经历。他在流亡期间，在一些同行的合作下写了两部著作。这两部同时出版的著作对韩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宋相焘（1871－1946）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研究者，他给人们留下了每一位争取独立的斗士的传记。这些传记是他通过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事实材料后写成的。他的工作是在日本人进行监视和压迫的阴影下进行的，补充了朴殷植著作的不足，因为朴殷植的著作所写的是到1919年为止的在国外进行的爱国活动，而宋相焘的著作则是集中记述从1919年到1945年的这段时期的情况。

　　申采浩（1880－1936）是撰写韩国早期历史的学者。他在中国东北、上海和北京积极参加了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他不断地出版他所研究韩国历史的成果。

　　现代文学作品是用韩文写的，号召公众实现社会和国民觉醒。它谋求吸收欧洲现代文学的精神遗产。在吸收外国文学过程中，出现两股主要潮流。一批作家创作讽刺作品，以激励独立和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批作家却依靠外国影响，企图把欧洲发生的现代转变移植到韩国来。朴殷植、申采浩和安国善所创作的作品属于第一类。第二类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是李人植。精神堕落是他们在日本统治下的必然结局。

　　从一批作家的文学活动中可以发现韩国现代文学的实质。这批作家在20年代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思考殖民地的现实，试图通过文学作品来克服他们的两难处境。取代传统文学的所谓“新文学”的趋势早在1908年就开始了。在1919年以前，由于日本在1907年强迫韩国政府颁布的出版法，韩国作家不可能创作启迪人民的作品。总督府规定韩国人只能通过《每日新报》——日本人用韩文进行宣传的手段――出版他们的作品。要进行反映韩国人的真正思想的文学创作是很困难的。

　　1919年，金东仁和金亿创建了一个名叫《创造》的文学杂志，它标志着韩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继这个杂志之后，黄禹和廉想涉于1920年出版了《废墟》，李相和与玄镇健于1922年出版了《白潮》，李章熙和梁柱东于1923年出版了《金星》。这些作家企图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来把握住思想的主流，表明韩国未来应走的道路。

　　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其他文学杂志为韩国现代文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40年代，随着日本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和整个东南亚，他们加紧了控制，因而几乎所有这些杂志都被勒令停刊。20年代的重要任务是想出办法来把外国的成分引入韩国的有关日本殖民统治现实的文学作品中。

　　沈熏的《常绿树》（1943年）是以韩国人自己进行农村开发为主题创作的。李箕永的《故乡》（1932年）描写日本殖民资本打入农村地区的过程。他以浪漫的笔触刻划了30年代韩国农村的贫困状况。洪命熹的《林巨正》描写了腐败的政府官吏和一批以林巨正为首的落草者之间的对抗，激起了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情绪。

　　有许多诗人启发人民的民族感情。韩龙云可以说是现代诗的先驱。他所写的《他的沉默》（1925年）表达了他对丧失了主权的祖国的热爱之情。李相和有美丽的心灵。他以象征的方式讴歌他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被日本宪兵逮捕、囚禁和拷打致死的李陆史表达了他对自己祖国未来的无限希望。这些是整个殖民统治时期韩国文学精神的主题。

　　廉想涉是从历史角度追求民族意识的一位作家。他试图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互影响的角度描写20年代争取独立的斗争。他在《三代》（1932年）这部不朽作品中，表达了韩国人民在从传统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左右为难处境和磨擦。

　　30年代的作家在这种过渡现象中汲取主题思想时，不得不抛弃廉想涉的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风格，而采取讽刺的笔调。蔡万植在30年代末开始登上文坛。他的《天下太平春》（1937年）讽刺在沦为殖民地的韩国仍然存在的过时事物的残迹，他写的《浊流》（1914年）嘲讽总体的韩国社会，尖锐地批评日本资本对韩国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