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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韩漂”：好想在这找份工作

　　金融风暴重创韩国，失业率节节攀升，人力市场“潽出来”了！

　　即将毕业，在上海的韩国留学生突然想到，与其回到韩国挤破头，不如留在中国“要饭碗”。于是他们同600万中国大学生一起，杀入求职“乱军”。不过却发现，别说“洋大人”做不成，就连“洋打工”竟也如此艰辛。

　　本报记者／曾明辉 发自上海

　　金融风暴重创韩国，失业率节节攀升，人力市场“潽出来”了！

　　即将毕业，在上海的韩国留学生突然想到，与其回到韩国挤破头，不如留在中国“要饭碗”。于是他们同600万中国大学生一起，杀入求职“乱军”。不过却发现，别说“洋大人”做不成，就连“洋打工”竟也如此艰辛。

　　想留——韩国经济太萎靡

　　毗邻复旦大学的五角场，近两年迅速发展成上海东北角最大的商业中心。有时，朴延秀会到其中的第一食品商店两楼排队买一两“小杨生煎”，凭学生证去万达影院看一场10元钱的特惠电影，周末刷交通卡搭公车到市中心逛街。除了宿舍楼外小摊贩一字排开的“黑料理”仍然无法适应，她的生活，早已融入了上海的节奏。

　　7年以前，朴延秀跟随工程师父亲一起到中国。如今，大学即将毕业，她和其他中国大学毕业生一样，要找工作。

　　“这是一笔经济账。如果进入在华韩企，起薪用人民币计算，大约在10000元上下，虽然比韩国本土略低，但生活质量却大不相同。在韩国，一斤肉大概四五万韩币，折合人民币200多元；从复旦大学打车到人民广场30多元，而同样路程在韩国，换成人民币起码400元。”朴延秀对侨报记者说，“至于水果，韩国是一只一只卖，这边是一筐一筐卖。”

　　汇率也是一个大问题。2008年初，1元人民币大概兑换130韩元；到2009年初，1元人民币大概兑换220韩元。换句话说，金融危机的半年，韩币跌惨了，贬值将近一半。在韩国的企业，工资当然用韩币结算。而许多在中国的韩国企业，却用人民币发薪。人民币，至今很坚挺。这也坚挺了朴延秀在中国找工作的决心。

　　韩国经济在短期内依然没有反弹迹象。继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尹增铉公开唱衰韩国经济“受严重打击”后，韩国央行上月也发布报告称，由于出口、企业投资和消费开支全线下滑，2008年第四季度韩国GDP比前一季度大幅缩水5.6%。

　　另据韩国主流媒体《朝鲜日报》报道，目前，韩国实际失业率可能已达11.8%。

　　“在韩国，能在毕业后一年内找到工作，就已经可以炫耀了。”朴延秀说。

　　“失分”——不适应韩企文化

　　去年9月开始，同身边的中国学生一样，朴延秀开始制作简历，并留意起每个需要韩国人的工作机会。电脑的收藏夹里，多出了几家著名招聘网站的链接。

　　但英语成绩，就像一道铁栅，将大半韩国学生拦在门外。“韩企对英语的要求可谓恐怖。‘托业’满分990，去年都是通过即可，今年有好几家大公司竟说，考不到900分就不用来了。”

　　后来，劳动了远在韩国的亲戚大驾，七拐八弯递条子找到一家韩资企业，总算给了朴延秀一个面试的机会。面试结束，公司HR很客气地告诉朴延秀，一星期后决定是否录用。等了一个月，介绍人打电话给亲戚，连声抱歉。原来那家公司因为业绩严重下滑，已经裁掉了一个部门……

　　更令朴延秀想不到的是，在中国多年，身份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尴尬。

　　去年年底，朴延秀进入一家韩资公司实习，谋求留下转正的机会。公司规模很小，一个韩国老板，十几个中国员工。然而，朴在半个月后无奈离开，并得到韩国老板如此评价：“我不理解，一开始，以为你是自己人，结果，你却站到他们那边。”

　　“韩国企业很恐怖，上下级界限非常明确，上级拥有绝对的权力。”朴延秀试图解释她失败的原因，“韩国被《福布斯》评为‘最勤劳’的国家，雇员每年平均工作2357个小时，比位于第二名的国家多了整整300小时，我适应不了这样的企业文化。”

　　这种转变也许早已发生。“我和韩国的人思维方式好像越来越远。”朴延秀说，“寒假回去和以前的朋友聚会，他们互相之间非常直接地问，‘你男朋友有多大的房子？开什么牌子的车子？’太没人情味了。”

　　已经习惯了中国生活的她，面临的是两难的选择。

　　竞争——中国同学比我强

　　与李斗炫相比，朴延秀的遭遇其实已属幸运。去年9月，已经拿到某韩资企业offer的李斗炫被公司告知，新近出台的《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规定，外籍人士必须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或者“具有特殊专长、中国紧缺的外国籍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才能在中国办理工作签证。

　　本科毕生，没有特殊专长。于是，刚刚找到工作的李斗炫又恢复待业状态。

　　重新开始求职，却碰到经济危机，工作越来越难找，只好尝试去做翻译的兼职以补贴零用，不料却被中介当头泼冷水：“你要一天400元的报酬？你难道不知道，你的朝鲜族同学每天要价多少吗？”

　　“本来以为，韩国企业总会先要韩国人。我们既了解韩国，又熟悉中国。但现在，我也觉得自己之前要求领韩国标准的薪水，好像不太可能。”朴延秀说。

　　然而，她却仍然难以接受中国员工的薪金标准。“3000多元人民币，在上海怎么够？”

　　任何理性的企业都不会根据国籍取才。实际上，由于中国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的应届毕业生，无论是英语能力，还是对世界的认识，都已赶上乃至超过了韩国在华的留学生。“如果说从前，会中文的外籍员工还能为外资企业节省翻译费用；现在，掌握双语甚至三语又精通专业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对薪水的要求却远不如外籍人士。作为企业，从控制成本以及人才储备的角度来说，很容易选择。尤其是经济形势不好，更是能省就省。”一名外企人力资源直言。

　　来自韩国本土的就业压力，似乎也随时有向中国释放的可能。在韩国，握有HSK(汉语水平能力考试)9级(共11级)证书的，超过10万人。

　　出路——整容？出嫁？喀麦隆学英语？

　　大学最后时光的恬淡对朴延秀而言，恐怕已无实现可能。如今，她每天都要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上课。因为是英美人士授课，一年的课程费用高达3万元人民币。

　　朴延秀很无奈，“我不明白，企业里交流用得最多的还是中文，或者韩文，为什么公司对英语要求这么高。”

　　不明白归不明白，2月28日，今年5月的“托业”考试报名截止日，朴延秀依然决定报考。尽管她很清楚，即使考试成功，也仅仅多了一块敲门砖，但5月份的考试，仍是她进入韩资企业的最后一搏。 

　　“有些女生——其实男生也是——会去整容。真的，韩国电视里说的。另外，赶紧把自己嫁掉，也是条出路。”

　　“或者出国读英语。其实绝大多数韩国年轻人都到国外学过英语。一方面是为了求职，一方面，这两年的韩国新风俗是，如果英语不好，女生会找不到男朋友。”朴延秀称，家里已经准备好了3000万韩元，如果“毕业即失业”，她就去加拿大。她补充说，仅仅是语言学校，没有文凭，没有学历。

　　李斗炫此前已在澳洲读过此类学校，“到英语国家学，进步快一些。有钱的把子女送到美国英国；差一点的送到加拿大、澳洲；家境不好的，只好硬着头皮，把孩子送到喀麦隆学英语。”

　　“有一个英语证书，加上我的中文能力，到时候再来中国找工作，可能会容易一些吧。”朴延秀说，“我很喜欢上海，我希望最终还是能留在这里。”

　　在韩国服完兵役后，李斗炫先后在澳洲、新西兰学习英语；接着又来到中国进修汉语。转眼便是奔三的年纪，双语证书在手，却依旧在中国等待机会。现年28岁的他已等不起。他表示，只要公司愿意为他证明“紧缺”，可以考虑进入地道的中国企业。“我学习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整整3年了，如果回国，这些努力就全白费。”